开封是清官包拯为官的地方，后人为了纪念包拯，把凡是在某些方面开封当过府尹的人的名字全部刻在一块石碑上。　　从北宋开始，近千年间，那块一丈许的表石碑上写满了开封府尹的名字。千百年来，凡是到开封的游人都会参观当年包拯坐堂审案的地方，然后观摩那块刻满名字的石碑。　　那块石碑的正上方有一个凹陷的深坑，包拯两个字已模糊不可辨了。而其他人的名字却个个清晰可见。　　原来，游人和敬仰包拯的人站到那块刻满名字的碑前，都会寻找包拯的大名，然后用手指点写有“包拯”两个字的地方。千百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游客触摸过那个写有包拯名字的地方，日积月累，竟然被手指磨出了一个深坑。　　二十多年前，开封对那块石碑进行了保护，在包拯纪念馆中，又重新按原样制作了一块石碑；可到如今，仿制的石碑上刻有“包拯”两个字的地方又被磨去一个浅坑。

　　“守株待兔”、“拔苗助长”是流传甚广的寓言。故事中的愚人都是春秋时代的宋人。类似的故事还有“宋人失窃”等。为什么古人把傻事多说成是“宋人”干的呢？　　因为那时的宋襄公（诸侯国君）做过一件蠢事。宋军与楚军在泓（今河南柘县北）交战。宋军布好了阵，楚军还未过泓河。宋司马子鱼建议利用敌人正在渡河的有利时机发动攻击。宋襄公说：“等他们过了河再打，取胜不能不择手段。”楚军过河后，还没摆好战阵时，子鱼又建议乘机进攻。宋襄公说：“人家还没准备好呢，怎么可以先下手？”直到楚军布置完毕，宋襄公才下令进攻。结果宋军大败。战后，宋襄公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君子打仗，不伤害受伤的敌人，不俘虏头发斑白的人，有在狭窄危地乘势追击，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。”这就是后人嘲笑的“宋襄之仁”。　　由于宋襄公做了这件贻误战机、铸成大败的事，后人就把宋人当作愚人加以讽刺。

　　三十六计相传为檀公所辑，系我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，要熟记三十六条妙计却非易事。有一位学子潜心钻研，终于悟出一法，在三十六计中每计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：　　金玉檀公策，借以擒劫贼，鱼蛇海间笑，羊虎桃桑隔，树暗走痴故，釜空苦远客，屋梁有美尸，击魏连伐虢。　　全诗除了“檀公策”三个字外，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，依序为：　　金蝉脱壳，抛砖引玉，借刀杀人，以逸待劳，擒贼擒王，趁火打劫，关门捉贼，混水摸鱼，打草惊蛇，瞒天过海，反间计，笑里藏刀，调虎离山，李代桃僵，指桑骂槐，隔岸观火，树上开花，暗渡陈仓，走为上，假痴不癫，欲擒故纵，釜底抽薪，空城计，苦肉计，远交近攻，反客为主，上屋抽梯，偷梁换柱，无中生有，美人计，借尸还魂，声东击西，围魏救赵，连环计，假途伐虢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代，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出征打战。父亲已做了将军，儿子还只是马前卒。又一阵号角吹响，战鼓雷鸣了，父亲庄严地托起一个箭囊，其中插着一只箭。父亲郑重对儿子说：“这是家袭宝箭，配带身边，力量无穷，但千万不可抽出来。”　　那是一个极其精美的箭囊，厚牛皮打制，镶着幽幽泛光的铜边儿，再看露出的箭尾。一眼便能认定用上等的孔雀羽毛制作。儿子喜上眉梢，贪婪地推想箭杆、箭头的模样，耳旁仿佛嗖嗖地箭声掠过，敌方的主帅应声折马而毙.　　果然，配带宝箭的儿子英勇非凡，所向披靡。当鸣金收兵的号角吹响时，儿子再也禁不住得胜的豪气，完全背弃了父亲的叮嘱，强烈的欲望驱赶着他呼一声就拔出宝箭，试图看个究竟。骤然间他惊呆了。　　一只断箭，箭囊里装着一只折断的箭。　　我一直刳着只断箭打仗呢！儿子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仿佛顷刻间失去支柱的房子，轰然意志坍塌了。　　结果不言自明，儿子惨死于乱军之中。　　拂开蒙蒙的硝烟，父亲拣起那柄断箭，沉重地啐一口道：“不相信自己的意志，永远也做不成将军。”

　　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。问三国武功谁第一？小儿皆言吕布，成人皆言关羽。　　为何小儿和成人看问题有如此出入？原因是儿童单纯，看问题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而成人功利，看问题也带有功利的色彩。在对待历史人物，古人说应该符合“礼”的要求 ，用今天的话说是讲政治的需要。无论何种观点，对于不知道走老板路线的吕布来讲都只能是冤死的孤魂。更何况吕布的案子是刘备定的性，曹操拍的板。作为当时的尊曹魏为正统的社会，自然不会为吕布翻案了，作为后来的尊刘抑曹的群体，更没有为他翻案的勇气。　　吕布英勇善战，“布有良马曰赤兔，常与其亲近成廉、魏越等陷锋突阵。”陈宫评价说：“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。”吕布应该是三国当然的军神。但是，吕布先是丁原的甘儿子，后来，背叛丁原认董卓为义父，接着又杀了董卓。在愚忠重于一切的封建社会，吕布的反复无常无疑触犯整个封建道德和利益。吕布被曹操评为“狼子野心，诚难旧养”，张飞骂他“三姓家奴”。　　在大讲“讲政治”的年代，不论武功如何高深，只要跟不上一把手或实权派的步伐，你就是再有本事，别人也不会看重你。《三国演义》称：温侯吕布世无比，雄才四海夸英伟。“尊刘抑曹”的罗贯中对吕布如此评价，不可谓不高。在董卓当政的时代，丁原作为割据势力，背叛丁原对于稳定大局肯定是好事。董卓暴虐无常，非但不能成为领导时代潮流弄潮儿，反而逆时代潮流行事。吕布英勇善战，是一员不可多得晓将。在董卓手下，由于吕布英勇无比，使得纷纷起来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不能有所作为。在袁绍手下做主将时，横扫张燕的数万精兵如卷席。可是，吕布不断背叛旧主的行为，在中国整个忠君就是一切的社会，既不合乎“礼”的要求，也不符合今天的讲政治大局。　　吕布反复无常，当然跟自己的修养有关，但更多的是跟他的领导心胸狭小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正是因为吕布鹤立鸡群，军功无人可比，自然引起将领们的嫉妒、中伤、诋毁和离间。董卓心胸狭小，每事睚眦必报。为了一点小事，一标投向吕布。为了摆脱董卓的加害，吕布起而杀之。吕布接着又杀死三个人，顺利地终结了董卓暴政。袁绍暗害吕布，吕布在窗前让一个歌妓乔装成自己弹琴，吕布才摆脱了袁绍的加害和监控。在投靠到曹操后，自知不是对手的刘备，深怕吕布为曹操所用，便挑拨曹操杀害了吕布。　　吕布除掉了这个暴虐的董卓，在当时可谓天下第一功德。因为这是讨董的袁绍集团，牺牲一个集团军，甚至几个集团军，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吕布的“反复无常”，袁绍、曹操的革命说不定还要在黑夜中摸索多少年，其功劳可与西安事变相比美。而关羽脑袋僵化，为了小集团利益，而不顾大局，叛曹后回到割据分子刘备的怀抱，只能加重了分裂的砝码。吕布之所以不走时，一是没有找着明主，二是群体的加害有关。　　为主子卖命，为给予自己好处的人效愚忠，是国人的劣根之一，也是中国社会长期不争的一个重要根源。我不知道吕布的行为是否真得如人所说的那样卑鄙，但作为一个没有受封建愚忠毒害的武士，独立背叛邪恶势力，在今天看来肯定要比同所谓的正统分子同流合污的关羽更难能可贵。在祖国统一进程中，我们看到了无数象关羽一样愚忠，他们满脑子是小集团的利益，他们为了主子的利益，甚至不惜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利益，顽固到底。在今天，中国并不缺少象关羽一样的愚忠之人，而像吕布一样敢于单枪匹马反抗暴虐者，则少得可怜。　　三国政治其实就是一个“叛徒”政治。整个三国英雄，说好了是“群雄逐鹿”，说难听便是不断叛变的历史。三国英雄，对于朝廷和主子来说，都是吃里扒外、有奶便是娘的家伙。他们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来换取个人和群体最大的利益，根本说不上哪个好，哪个坏，我们所尊崇的英雄却个个是杀人如麻，我们所不齿的“败类”却未见得就没有菩萨心肠的。　　王蒙先生讲：“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，据说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都是忠而又义的了，他对谁忠义过呢？他投靠过吕布、曹操、袁绍、刘表，然后又都背叛了他们。在这一点上他与例如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，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。一方面要忠要义，一方面又有什么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’的背叛理论，那样对待呢？全看‘活学活用’了。”刘备投降吕布的时候，诸将对吕布说：“刘备多次反复无常，很难豢养，不如杀掉。”只是吕布手软，才使“竖子”得以有成名的机会。而吕布落到刘备手里，历史却没有垂青吕布。　　背叛有什么不好，没有背叛就没有大的进步。柏杨说：“民主政治，政权的转移靠选票；专制政治，政权的转移只有靠火并或篡位。站在小民立场，姓张的当皇帝也好，姓王的当皇帝也好，千万别打，尤其是千万别千百万人头落地。与其杀人千万才出真命天子，不如篡他一篡。而一个王朝到了可以随时被篡的地步，那个王朝也腐烂得差不多啦，苟延残喘地因循下去，受害的只是小民。一批新的血加入了旧政权当中，至少是一个新的希望。”　　整个封建社会，都是以“权势的标准为标准，以权势的思想为思想”的“礼”为看问题的依据。讲礼不讲理的“政治挂帅，思想领先”，说穿了不过是对个人或少数人的愚忠罢了。尽管我们今天屏弃了我们政治领先思想挂帅的极端时代，但是，在我们群体中那种关羽式的愚忠情结并没有彻底完结，而且，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和群体中还很有市场。

　　公元前２６２年，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，占领了野王（今河南沁阳）。截断了上党郡（治所在今山西长治）和韩都的联系，上党形势危急。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，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。　　赵孝成王（赵惠文王的儿子）派军队接收了上党。过了两年，秦国又派王龁（音ｈé）围住上党。 　　赵孝成王听到消息，连忙派廉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去救上党。他们才到长平（今山西高平县西北），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。 　　王龁还想向长平进攻。廉颇连忙守住阵地，叫兵士们修筑堡垒，深挖壕沟，跟远来的秦军对峙，准备作长期抵抗的打算。 　　王龁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，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。王龁想不出什么法子，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，说：“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，不轻易出来交战。我军老远到这儿，长期下去，就怕粮草接济不上，怎么好呢？” 　　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。范雎说：“要打败赵国，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。”　　秦昭襄王说：“这哪儿办得到呢？” 　　范雎说：“让我来想办法。” 　　过了几天，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，说：“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；廉颇不中用，眼看就快投降啦！” 　　他们所说的赵括，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。赵括小时爱学兵法，谈起用兵的道理来，头头是道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。 　　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，立刻把赵括找来，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。赵括说：“要是秦国派白起来，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。如今来的是王龁，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。要是换上我，打败他不在话下。” 　　赵王听了很高兴，就拜赵括为大将，去接替廉颇。 　　蔺相如对赵王说：“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，不会临阵应变，不能派他做大将。”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。 　　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，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。赵王把她召了来，问她什么理由。赵母说：“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，‘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，谈起兵法来，就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，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，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。’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。” 　　赵王说：“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别管吧。” 　　公元前２６０年，赵括领兵二十万到了长平，请廉颇验过兵符。廉颇办了移交，回邯郸去了。　　赵括统率着四十万大车，声势十分浩大。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，下了命令说：“秦国再来挑战，必须迎头打回去。敌人打败了，就得追下去，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。” 　　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，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，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，去指挥秦军。白起一到长平，布置好埋伏，故意打了几阵败仗。赵括不知是计，拼命追赶。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，派出精兵二万五千人，切断赵军的后路；另派五千骑兵，直冲赵军大营，把四十万赵军切成两段。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，只好筑起营垒坚守，等待救兵。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。 　　赵括的军队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守了四十多天，兵士都叫苦连天，无心作战。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，秦军万箭齐发，把赵括射死了。赵军听到主将被杀，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。四十万赵军，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。

楚国有一件叫做和氏璧的宝玉，为赵惠文王所得，秦昭王听说后，表示愿意用15城换取和氏璧。赵惠文王召见蔺相如，蔺相如表示愿带和氏璧去秦国，如果赵国得到秦国的城邑，就将和氏璧留在秦国，反之，一定完壁归赵。蔺相如到秦国后，将和氏璧献上，秦昭王大喜，却全无将城邑给赵之意。蔺相如诓说玉上有一小疵点，要指给秦昭王看，拿回了宝玉。他在庭柱旁站定，说：赵王担心秦国自恃强大，得和氏璧而不给城邑，经过我劝说方才答应。赵王斋戒5天，然后才让我捧璧前来，以示对秦国威严的尊重和敬意。不料大王礼仪简慢，毫无交割城邑的诚意，现在若大王一定要抢走宝玉，我宁可将脑袋与宝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。秦昭王无奈，只得划出15个城邑给赵。蔺相如估计秦昭王不过是假意应付，便提出要秦昭王也应斋戒5日，再郑重其事地交换。秦昭王只好应允。蔺相如便派随从怀藏和氏璧，偷偷从小道返回赵国。秦昭王斋戒完毕，举行交换仪式时，蔺相如才把送和氏璧回赵之事告诉秦昭王，从而保全了和氏璧。

　　吴王阖闾打败楚国，成了南方霸主。吴国跟附近的越国（都城在今浙江绍兴）素来不和。公元前496年，越国国王勾践即位。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，就发兵打越国。吴越两国在槜李（今浙江嘉兴西南，槜音zuì）地方，发生一场大战。　　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，没想到打了个败仗，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，再加上上了年纪，回到吴国，就咽了气。　　吴王阖闾死后，儿子夫差即位。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：　　“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。”　　夫差记住这个嘱咐，叫人经常提醒他。他经过宫门，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：“夫差！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？”　　夫差流着眼泪说：“不，不敢忘。”　　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（音pǐ）操练兵马，准备攻打越国。　　过了两年，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。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，一个叫文种，一个叫范蠡（音lí）。范蠡对勾践说：“吴国练兵快三年了。这回决心报仇，来势凶猛。咱们不如守住城，不要跟他们作战。”　　勾践不同意，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。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。越军果然大败。　　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，被吴军围困起来。　　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他跟范蠡说：“懊悔没有听你的话，弄到这步田地。现在该怎么办？”　　范蠡说：“咱们赶快去求和吧。”　　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。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。吴王夫差想同意，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。　　文种回去后，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，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，私下送给伯嚭，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。　　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，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，答应了越国的求和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。　　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。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，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。　　勾践到了吴国，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，叫勾践给他喂马。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。夫差每次坐车出去，勾践就给他拉马，这样过了两年，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，就放勾践回国。　　勾践回到越国后，立志报仇雪耻。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，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，每逢吃饭的时候，就先尝一尝苦味，还自己问：“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？”他还把席子撤去，用柴草当作褥子。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“卧薪尝胆”。　　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，他亲自参加耕种，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，来鼓励生产。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，人口大大减少，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。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，叫范蠡训练人马，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，救济贫苦的百姓。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，好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。

　　蔺相如和廉颇同心协力保卫赵国，秦国还真的不敢去侵犯。可是秦国从楚国和魏国却得到了不少土地。那时候，秦国的实权操在秦国的太后和她的兄弟穰（音ｒáｎｇ）侯魏冉手里。公元前２７０年，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。　　正在这时候，秦昭襄王接到一封信，落名叫张禄，说有要紧的事求见。　　张禄原是魏国人，原名叫范雎（雎音ｊū，一作范雎，音ｓｕī）。本来是魏国大夫须贾（音ｇǔ）的门客。有一回，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。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，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，送给他一份厚礼，范雎坚决推辞了。　　就为了这件事，须贾怀疑他私通齐国。回到魏国以后，向相国魏齐告发。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，打得他几乎断了气，肋骨被打折，门牙也打掉了两颗。最后，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，扔在厕所里。　　天黑下来，范雎才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只见一个兵士守着他，范雎恳求他帮助。那个守兵偷偷地放走了他，却向魏齐回报，说范雎已经死了。　　为了怕魏齐追捕，范雎更名换姓，自称张禄。　　那时候，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，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。使者就把他带到秦国。　　范雎到了秦国，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，秦昭襄王约定日子，在离宫接见他。　　到那天，范雎上离官去，在宫内的半道上，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。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，也不躲避。　　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：“大王来了。”　　范雎冷淡地说：“什么，秦国还有大王吗？”　　正在争吵的时候，秦昭襄王到了，只听见范雎还在那儿嘟嚷：“只听说秦国有太后、穰侯，哪儿有什么大王？”　　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。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，命令左右退出，单独接见范雎。　　秦昭襄王说：“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。不管牵涉到谁，上至太后，下至朝廷百官，先生只管直说。”　　范雎就议论开了。他说：“秦国土地广大，士卒勇猛，要统治诸侯，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，可是十五年来没有什么成就。这不能不说相国（指穰侯）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，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。”　　秦昭襄王说：“你说我失策在什么地方？”　　范雎说：“齐国离秦国很远，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。大王要出兵打齐国，就算一帆风顺把齐国打败了，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。我替大王着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。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，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下来。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。打下一寸就是一寸，打下一尺就是一尺。把韩、魏两国先兼并了，齐国也就保不住了。”　　秦昭襄王点头称是，说：“秦国要真能打下六国，统一中原，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。”　　当下，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聊，并且按照他的计策，把韩国、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。　　过了几年，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，又不让太后参预朝政，正式拜范雎为丞相。　　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，十分惊慌。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，就打发须贾到秦国去求和。　　范雎听到须贾到了秦国，换了一身破旧衣服，到客馆里去见他。　　须贾一见范雎还活着，吓了一大跳，说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　　范雎说：“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。”　　须贾见他身上穿得单薄，冻得打哆嗦，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褂来，送给范雎，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。　　须贾说：“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。我很想见见他，不知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引见？”　　范雎说：“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。大夫要见丞相，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。”　　范雎陪须贾到了相府门口，对须贾说：“大夫等一会儿，我去通报一下。”　　范雎进去不久，里面传出命令：丞相升堂：叫须贾进去。须贾问守门的侍者说：“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叔，怎么还不出来？”　　守门的说：“哪儿来的范叔，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？”　　须贾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，吓得一身冷汗。他进去后，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，连连磕头，说：“我须贾瞎了眼睛，得罪了丞相，请丞相把我治罪吧。”　　范雎把须贾狠狠地数落了一顿，接着说：“你今天见了我，给我这件绸袍子，总算还有点人味儿。看在这个份上，我饶了你的命。”接着，他又叫须贾捎信给魏王，要魏王杀了魏齐，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。　　须贾回到魏国，把范雎的话回报了魏王。魏王情愿割地求和。魏齐走投无路，只好自杀。　　魏国求和，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策，先向韩国进攻。

　　霍去病是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南）人。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儒的非婚生子，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。汉朝的大将军。西汉初年，北方匈奴屡为边患。武帝时国力强盛，开始对匈奴的侵略进行反击。元朔六年（前123），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，跟随卫青出征。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，斩获匈奴2000余人，战功冠于全军，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。在元狩二年（前121），元狩四年（前119）与匈奴军的战斗中，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，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。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名将，曾下令给他建造府第，但霍去病却拒绝了。他说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这句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名言，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。元狩六年（前117），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。武帝十分痛惜，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，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。